关键词不能为空

位置:古风网 > 个人文集 >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声色狗马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声色狗马

作者:古风网
日期:2020-07-18 02:12:04
阅读: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一心惟尔:生涯散蠹鱼笔记》,傅月庵著

收到九州出版社寄赠该书,内夹打印函:“遵傅月庵先生之嘱,寄奉新书一册,请批评指教。”落款为该社。之后几日收到该社李黎明先生短信,问我是否收到该书。我回复对方已拜领,并致谢意。想来林先生透过海峡两岸往返寄递该书,多有不便,故其请该书责编直接掷下。

本书乃是傅月庵先生近十年所写之文的结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分类方式颇具林氏特色。比如初集乃是怀念师友,题目为“这些人那些人”;第二部分基本是谈论作家之文,题目为“这些书那些人”;第三部分的题目则为“这些事那些事”,想来读者也能猜出这组文章属于标准的书话;最后一部分名为“其他种种”,内容乃是林先生的个人家事。

其实哪一部分都有我爱读的文章,比如第一部分中有篇《念黄裳》,讲述的是2012年8月21日的黄昏,林先生在陆灏带领下,特意从北京前往拜访黄裳。此时的黄裳先生已然躺在病榻上,两耳已经失听,听不到拜访者的问候之语,但当同行的友人打开包袱,拿出一些旧书向老先生出示时,林先生注意到黄裳先生的眼睛为之一亮,并且频频点头。看来,真正的善本才是唯一能让黄裳先生振奋之物。这场拜访仅十几分钟,未成想旬日之后,便听到黄裳先生远行的消息。

关于林先生与黄裳之间的交往,我以前知之不多,从本文中了解到,当年傅月庵在茉莉二手书店工作时,每年年底都举办“岁暮珍本旧书网络义卖”,对于这样的义卖,黄裳曾给予大力的支持,书中写道:“只要有所请,黄裳先生总会欣然题签其新作,以为拍卖标的。”此事我以前略有耳闻,直讲到林先生这篇文章时,方得以确认。而林先生在文中又举出了这样的实例:

尤其二○○八年台湾“八八水灾”为患,台北数家旧书店联合义卖,老先生更是不辞万里迢遥,特别寄来手稿影印线装本《前尘梦影新录》一函四册,并以毛笔亲题“书本有情为台湾”数字,共襄盛举。此书限印五百套,先生分得当有限,却慷慨赞赠,共济弱扶倾,千里诵义之挚情,真感人也。

很多人都是通过黄裳所写书话来了解老先生的珍藏,我也属于此类。黄裳所撰书跋短小隽永,并不作繁琐的版本考证,却一向受人喜爱,个中原因我未作太多的猜想,只是看到他人撰文中猜测说,因为黄裳先生英语颇佳,有这样的语言功底,再加上他对古文底蕴深,两者结合,故化出许多妙语。而傅月庵则认为:

黄裳先生的书话,实际上继承明清文人这一脉络而来,甚且过化存神,与时俱进,将之转换为现代散文,自成一家之言。

黄裳先生的书话能够得到许多爱书人的认可,想来原因不会如此简单,而我在读到本书中《得了编辑病的那个家伙!》时,却似乎找到了答案。该文首先提到了2001年小林一博的《出版大崩溃》一书,该文谈到“整个九○年代里,总共有超过一万家的出版社、印刷厂、书店、发行商相继休业、转让,乃至倒闭了。”其实这种状况至今仍然余震不止,正如《出版大崩溃》封面上所写“目前持续蔓延中,将来也难以避免”。但这有如生逢乱世,越是在不景气的时代,越能出现逆世而为的特殊人物。林先生在文中提及,日本有一家出版社成立时间很短,1993年方进入出版业,而后在13年的时间内,该社出版了13部畅销百万册的超级大书,这样的成绩足以令人咋舌。

经过这样的铺垫,文章吊足了读者的味口,接着傅月庵就抖开了包袱,原来这个生猛的出版人乃是幻冬舍社长见城彻:“一九九三年,他以一千万日元创业,二○○三年股票上市,市值四百亿,十年之间涨了四千倍,简直就像大崩坏时代里的造山运动!”

见城彻有什么样的妙招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呢?我当然也充满了好奇。林先生在文中提到,毕业后的见城彻找工作并不顺利,只是在一家并没有太大名气的出版工作过一段时间,某次他跟女朋友约会时,无意间看到“公文式数学研究会”的招牌,正是这一眼,有如王菲歌中所唱:“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为此见城彻构思出了一本名为《公文式数学的秘密》一书,一下子卖了38万本。

某一部书突然成为爆款并不稀奇,让人稀奇的是能够总结出相应的经验并且年年出爆款,而见城彻就是这样的人。经历了这本书的大卖,他将畅销书的条件归纳为四点:“原创、易懂、特异、感染”。看到这几条铁律,让我既惊又喜,我似乎条条都懂,但似乎又哪一条都没能做好。也许这是很多出版家都有的困惑,我想那些出版家们更加懂得制造畅销书的基本原则,但仅中国大陆每年就有50余万种新书出版,其中堪称爆款者,每年难得有一两本,想到这一层,我瞬间就原谅了自己的知行不一。

见城彻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确实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除了天份,勤奋也是必要条件,林先生在文中写到:

他因为喜欢五木的作品,报上任何关于五木的报道,他一篇不漏,读了又读,然后提笔写信,说出自己的看法。一封、两封……直到第十八封时,五木回信了;二十五封,答应见面。而后,二十五年深交不疑。五木宽之《大河一滴》由幻冬舍出版也就顺理成章,大卖二百五十四万册则是锦上添花了。

为了约到一本重要作家的书稿,见城彻竟然连续给某位作家写了25封信,而在第18封信之前,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是何等之执着,但他的执着以及超人的眼光均证明了其所为是何等正确,因为他约到的这本书竟然卖出了254万册。

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读到这样的数字真想让人骂娘。其实冷静细想,见城彻能够做到这一点跟其敏锐的把握力,以及对人之真诚有必然的联系,林先生认为:“说到底,这是一种比变戏法还不可靠的行业。因为得无中生有,因为不可靠,所以更需要互相信任。”除了对见城彻的传奇表示敬佩之外,林先生还认为,见城彻能够成功的原因:“重点在于,书要让读者感动才行。为何夏目漱石的书总有人读,因为有趣啊。当出版社都不在乎“有趣”这个关键词时,文字当然变得僵硬难读了。

一个作家如何能写出令读者感动的书呢?这依然是想易行难的问题。看来一本书是否有趣,才是成功的关键词,但是如何做到有趣呢?这一点只能靠作者本人的悟性和天份了,但我觉得黄裳先生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书能够让那么多爱书人喜欢,这应当是关键点所在吧。

人的品味在变,如何有趣也在变,本书中《时代往哪里走?通俗就往哪边去!》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若说阅读是一种替代,潜意识里无法满足的欲求,透过阅读的洗涤、净化,从而获得纾解与发泄。七○年代的工厂女作业员向往梦幻一般的罗曼史,所以琼瑶翩翩正当行;八○年代的白领、学生族企望走出台湾去天涯流浪,所以三毛引领一时风骚。

这些总结确实有道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畅销书作家来引领读书风潮。那么,下一个更受人关注的畅销热点在哪里呢?这让作家们和出版家们接着去深思吧。而傅月庵先生是一位既热情又冷静的书界观察家,他身处其中,做书、爱书,同时洞悉着不同作家的方方面面,其中《安妮的宝贝》一文谈的就是当今的畅销书作家庆山。因为与庆山的熟悉,使得我更愿意看别人如何来形容她的点点滴滴。傅月庵此文记录的是2006年9月他与庆山初次见面时的情形,而那时的庆山笔名还是安妮宝贝。初次见面给林先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庆山的眼睛:

这多看的一眼,事后回想,多半是因为她的眼睛――那是我看过最亮的一对眼睛。黑白分明,很有神,很安定无惧,让看的人也跟着安心下来的那种――所谓的“亲切”跟“坚毅”,或许就是因此而来的吧。

经过这段描绘,让我细想见到庆山时的感觉,瞬间让我佩服傅月庵先生捕捉人物神态之精准,想来这是出版家应当具备的基本功。而傅月庵的文章受到读者喜爱的地方,也正在这里。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穰梨馆过眼录》,陆心源纂辑,陈小林点校

二月下旬我在上海博雅讲坛举办了一场讲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阚宁辉先生专程赶来捧场,并有此书之赠。阚总说这是藏书家的著作,想来对我有用。而阚总在这个时候赠我此书,堪称及时雨,这倒不是我对藏书家的喜爱,而是我最近在写艺术之旅,本书正好是这方面的参考文献,故得此之赠,令我对阚总感谢再三。

陆心源乃是晚清四大藏书楼皕宋楼主人,他在藏书史上的名气为爱书人所熟识,而其故去后,所藏转赴东瀛,成为静嘉堂藏书之基础,令爱书人扼腕叹息。陆心源在藏书之外另有藏画之好,爱书人大多对此选择了主动性屏蔽。而其藏画水准之高,约略翻阅本书,即可了解梗概。本书点校者陈小林在前言中总结道:

陆心源既富财赀,门客中亦不乏巨眼老手,故而所收书画作品,流传有绪,巨迹颇夥,赝鼎极少,尽管在他身后不久即已损失流散,但仍有不少名品现分藏于世界各地。

对于陆心源书画收藏的特点,陈小林总结有三,一是“名品巨迹,数量可观”,而后举出了《阎立本北齐校书图卷》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等事,来证陆氏收藏书画质量之高。而其第二个特点是“著意搜罗明代忠臣节烈及遗民文献”,比如杨涟、祁彪佳、黄道周等人的手札,对于这些手札的内容,陈小林称“数百年后读之,仍惊心摄魄”;而第三个特点,则是:

著录内容详细得宜。名人的书札、题跋,为通行刻本失收的,备录全文,对于历史文献有拾遗补阙之功。如《朱文公上时宰二劄卷》,未见于刻本朱熹全集。著录书画题跋时,凡见于通行刻本别集的,皆略去不录,唯当文字有异同时,才录出全文,以作参考。

翻阅陆心源为本书所作之《叙》,可见他的收藏有一个反转过程,其在《叙》中首先称:

古之学者左图而右史,故书与画并重。然篆籀之始先有象形,则画实书之先河也。书画之有专书,始于梁之《太清目》,然仅有目而已。朱性甫《珊瑚木难》出而后备录全文,至郁水西、张米庵、汪凝霞所著,而记载更详。

陆心源首先强调书图并重,而后讲到古文字乃是由象形而起,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先有画而后有字。既然古代书画如此重要,想来陆心源在藏书之时就有藏之此好,然而他在《叙》中的所言,却与我的这种猜测相反:

余性不善书,更不知画。同治甲戌由闽盐内召,乞养陈情,棲息家巷,日与文人逸士游,而章紫伯明经为尤习。明经收藏书画极富,朝夕过从,时时出以相赏。

陆心源自称,他不擅书法,也不懂画,辞职返乡后,闲暇之余认识了当地书法家章绶衔,而章绶衔收藏书画数量很大,陆心源每到其家都会观赏。但即便如此,陆对藏画依然有偏见,那时陆正在写《罪言》一书,他在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中直截了当地提到士大夫即便在野,也不应当玩物丧志:

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皆当讲求当世利害、民生疾苦,出可安内攘外,处可守先待后,以无负天生先觉先知之意。声色狗马,在所当远,即文房清玩,亦不宜酷好深嗜。昔秦桧之一德格天阁、贾似道之悦生堂、严嵩之钤山堂,非不古物充牣,终为下流之归,君子不为也。

章绶衔读到了《罪言》稿本,不同意陆的观点,向陆说了一大段话,陆将此录入本《叙》中,这段话的前几句为:

子之论诚高矣,在乘时得位者好之,行且计取,行且豪夺,无异乎元载之胡椒、童贯之理中圆也。若退而在野,模山范水,赏玩流连,可以娱情,可以养年,玩物而不滞于物,夫何伤?

章绶衔认为,欣赏艺术而不沉迷其间,既可怡情,还可增长人的鉴赏力,同时他认为身处红尘,若过多的参与政治,其实有很多危险,不如以鉴赏书画来得安全:

小试之而小危,大行之而大危,役役半生,再起再蹶。何不幡然变计,从容乎翰墨之林,逍遥乎图书之府,与古为徒,悔吝不生。视夫位卑言高,丛忌招尤,其劳逸安危,不相倍蓰哉?

章的这番劝慰令陆心源心有所动,经过一番思索,竟然烧掉了《罪言》手稿,而后从章那里借来一些字画观赏,渐渐有了收藏之好。经过一定数量的积累,他终于体会到了藏画之益,并感念章绶衔对他的劝慰。

陆心源的收藏方式不是见画就收,他有着自己的范围,称那个时段四王、吴、恽最受追捧,但他却对这类画兴趣不大,反而是喜欢收明以前的作品,尤其是明代忠臣的作品。但是,藏画与藏书不同,因为绘画作品中有太多的假冒之物,没有多次的上当,显然难以练出火眼金睛,陆心源也同样如此,但他并不讳言:

其始颇受市侩欺,二十年来辨别渐精,卞令之、高江村、陆润之所著录,亦时时著论驳之。吴越藏家遂有邮寄质正者,就所过目,择尤记录,积日累时,裒然成帙。发凡起例,命儿子树藩、树屏、门下士李延达编为四十卷,付之梓人。虽无当于古人作画告书之义,而嗣响朱、郁,接武张、汪,余亦未敢让焉。

二十年的上当史,这个过程使得陆心源鉴定水准越来越高。从此书的《凡例》可以得知,本书著录者既有自藏也有他藏,编纂体例则是效仿前人同类著作,又与那些著作有异:“是录仿《江村消夏》《吴越所见》之例,备载纸绢寸尺、印记朱白方圆、及名人题跋。惟高氏、陆氏不分时代,今则以时代为次。”可见这是一部精心撰写的画目,对于研究画史颇为重要,而这一点也更让我感念阚总的所赠。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上海韬奋纪念馆编

该书为上官消波先生所赠,从扉页中得知,上官先生是“韬奋纪念馆藏文献”丛书编辑工作委员会编委。

此书为大16开,四色影印本,内容均为生活出版合作社社员大会七次会议的记录,另外还有两份附录,书后有陈挥所撰《生活出版合作社的创办与发展(1932-1937)》一文,作为《代后记》。该文首先称,生活书店是在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后讲到了影印这些资料的缘由:

在生活书店成立86周年、上海韬奋纪念馆开馆60周年之际,纪念馆将馆藏的生活出版合作社会议记录首次披露并正式影印出版,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生活书店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接下来陈挥从五个方面讲述了该社在初创阶段以及此后的几年所发生的各类事情。其首先称:

“九一八”事变以后,《生活》周刊就“应着时代的要求”,也由讨论“个人修养”而转向“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最后完全变成了一个紧密结合形势的“新闻评述的周报”,用绝大多数的篇幅,来反映这些情况,讨论这些问题。随着《生活》周刊影响的逐渐扩大,胡愈之向韬奋建议创办生活书店,这样既可以出版期刊,也可以出版图书。

由此可知,生活书店是先办刊,后转社。经过胡愈之的建议,1932年7月,在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然该社对外的称呼则是生活书店。此后经过几次搬迁和五年的经营,总计办过10种期刊,以及近400种图书。关于生活书店为什么称为“出版合作社”,陈挥有如下描述:

生活书店初创时,把生活周刊社结存下来的2000元钱,连同一些库存书刊和办公用具等,折合成38696元,以在职的20余名工作人员过去所得的工资总额多少计算,按比例分配给全体职工作为入社的股金。他们规定资本每股10元,任何一个社员至多不得超过1000股,不到此数的每年将所得一部分红利加股,直至加到这个数目。新职工从任职开始,每月扣除薪水的1/10,于任期满6个月时,并计作为入社的股份;以后继续每月扣除薪水的1/10,至入社满一年时,再行并计,作为增加的股份。社员认缴股份所得享受的利益为股息,于每年总决算后,除应提出的公积金、社会福利基金及职工红利外,由社员大会依营业的盈余,议决按股分配股息。

原来生活书店的每一位员工都是股东,而这种形式称之为合作社,并且“韬奋自己也和大家一样,每天上班签到,每月领取工资。他在工作中有一条准则,办事要讲究时效,一天7小时工作,上班时间不准办自己的私事。”经过一个时段的发展,生活书店渐渐有了社会影响力。因为出版过一些进步书籍,邹韬奋被国民党政府列入了黑名单,“1933年7月14日,韬奋被迫离沪赴欧考察,生活书店处于最困难的关键时刻,鲁迅挺身而出,全力支持生活书店的发展,默默地倾注自己的心血。”

就在邹韬奋出国前后,生活书店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陆续创办了《文学》《译文》《太白》《世界文库》四种文学杂志,鲁迅还将自己的一些作品放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而关于《译文》,陈挥在文中介绍称,是由鲁迅、茅盾、黎烈文三人共同发起,由鲁迅作主编,并请《文学》的编辑黄源做着一些“跑腿”的事情。《译文》从第四期起,鲁迅就让黄源担任了编辑。1935年8月27日,邹韬奋回国,他看到徐伯昕因体弱多病,于是让徐到莫干山去休养,而徐在离开上海前,把第二年已签过字的《译文》合同交给了黄源,然而此后却发生了不愉快之事。

9月17日,韬奋和即将担任生活书店代经理兼总务部主任的毕云程在新亚饭店宴请鲁迅。出席者还有茅盾、郑振铎、胡愈之、傅东华。宴会刚开始,毕云程就提出,《译文》编辑仍请鲁迅担任,而不是黄源。这是要撤换编辑,事先却又没有和鲁迅及《译文》发起人茅盾和黎烈文商量过。鲁迅当时很生气,把筷子一放,说“这是吃讲茶的办法”,就走了。

看来,生活书店未让黄源作主编,这令鲁迅很生气,于是拂袖而去。第二天,鲁迅约茅盾和黎烈文去家中,黄源也在。他当着大家的面,把原本他已经签了字的《译文》第二年合同撕碎,并声明:“这个合同不算数了,生活书店如果要继续出版《译文》,必须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

但即便如此,生活书店方也未妥协。茅盾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事弄得很僵。郑振铎找我商量,想从中调解。他提出一个双方妥协的方案,即合同由黄源签字,但每期《译文》稿件鲁迅要过目并签上字。鲁迅和我研究,同意了这个方案。可是生活书店不同意。他怕《译文》赔本,情愿停刊。终于创刊达一年之久的《译文》最后出了一期《终刊号》,宣告停刊了。

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在里面,而韬奋纪念馆影印的这本史料,还能挖掘出其他更多的相关细节,但也有些事情无法还原现场,比如陈挥在文中提到,这些影印资料有些问题在逻辑上讲不通。他举出了1936年4月10日举行的第三届人事委员会第18次临时会议记录上的内容:“王永德工作不称职,自4月11日起决予解雇。”但陈挥却从其他史料中得到与之不符的印证,比如当年11月3日邹韬奋亲自到仁济医院去看望王永德,11月9日王永德去世后,邹韬奋又亲自送他入棺,并且撰写了《悼王永德》一文,发表在《生活星期刊》上。韬奋在文中大夸王永德为生活书店所作出的贡献。如何解释这些矛盾呢?我觉得这正是历史上有意思之处。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无锡市名人故居》,无锡市房屋产权监理处、无锡市房地产档案馆编

此书为无锡摄影家陶潜先生所赠,他在微信中告诉我,关于无锡名人故居总共有两本相关出版物,去年他已送我一本,昨天他终于找到了另一本。他说这一本是目前最有权威性的相关著作,因为书中有当年的房产证和和房型图。陶兄说,去年就想找出此书一并赠我,没想到一年多后才了此心愿。为此一件小事,居然惦念如此之久,陶兄的仗义令我感念。

翻阅这部书,出版单位竟然是如上两个,这样的部门来出版相应的名人故居专著,以往还未曾见到过。而本书前有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所写序言,此序也首先强调了这一点:“《无锡市名人故居》是一部房地产方面的专著,它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文化、旅游知识的介绍,是以房地产档案为基础、名人故居历史演变为主线整理编撰而成。”毛小平在序中简述了无锡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在这么长的时段内,当然有着数不清的名人故居,但因为历史原因,房屋的权属变化很大,故要确认原房主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本书的编辑者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编写者不惧困难、不惮枯燥、不究条件、全力以赴,他们先后查阅了110万字资料、参考了25种书籍、拍摄了2500余幅照片、翻阅了210卷档案、走访了15位知情人,完成了相关分析、整理和编研,并请有关专家里手审阅,反复切磋,三易其稿,始成其书。

经过查阅那么多的原始档案,终于编成了这么一本书,而这样的书在使用时当然会放心许多。我在书中看到了很多熟识的名字,其中有些名人故居我已访得,但大部分因不在我的专题之内,故此前未曾踏入。不过还是能查到一些有价值的史料。比如《廉泉故居――水獭桥廉宅》一文,谈的是出版家廉泉的故事,文中提及:

光绪三十年(1904)冬,因不满清廷统治,辞职南归并移居上海。翌年,于上海曹家渡购地筑园,题名小万卷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集股创办文明书局,聘请无锡俞复、丁宝书、赵鸿雪等知名人士担任编辑,编印新式学堂教科书,出版文学艺术译著等,他还送赵鸿雪去日本学习珂罗版、铜版等先进印刷技术,使文明书局成为我国最早采用珂罗版、铜版、锌版印刷书的书局之一。民国十年(1921)因股东分歧、同业倾轧,文明书局合并给中华书局。

前几年,我曾在杭州西湖边找到了廉泉和吴芝瑞的别墅,然而我将其写入了马一孚一文,如今在本书中读到廉泉在无锡的遗址,当然很高兴:

廉泉故居位于无锡城中水獭桥,俗称水獭桥廉宅,建于清光绪年间。故居坐西向东,五造进深,包括门厅、轿厅、侧厢、大厅和房厅以及后花园,两口老井,建筑面积约900多平方米。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旧城改造中被全部拆除,今荡然无存。

原来,廉泉故居已经没有了任何痕迹,而无痕迹的历史遗迹也记录在了本书之内,这种作法给我以启迪,因我在这些年的探访过程中,凡是找而未得者,虽然也有记录,但均未写入文中。看到廉泉的故居已经没有了痕迹,多少略感失望。然书还谈到廉泉晚年生活困窘,不得不将杭州和上海的小万柳堂易主,后来独赴北平潭柘寺养病,并且入寺为僧,这一点也是我以前未留意者。

廉泉居然在北京的潭拓寺出家为僧,而潭拓寺我去过几次,并未留意到那里还有廉泉的遗迹。本书给我以提醒,说不定哪天我再往此寺时,可以再做一下深入了解,可能会得到更多不为人留意的细节。翻卷有益,这更加让我感念陶潜先生的所赠。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南浔金家》,陆剑著

上月中旬我曾在湖州地区寻访,经嘉业堂郑宗男主任介绍,得以认识南浔图书馆馆长陆剑先生。陆先生冒雨带我探访了四处历史遗迹,在探访完毕后,他赠给我两本相关著述,此为其一。

南浔真是个奇特的地方,这个镇很小,却曾是中国最富庶之地,金家虽然不是当地最大的富户,却也不可小觑,陆剑在文中写道:

南浔金氏家族的事业开创者金桐把握住这个机遇,将家乡盛产的辑里湖丝运往上海外销,并做“丝通事”,与外商交流贸易。在积累了资金之后,他便先后在上海的后马路泰安坊及阜安里开设了“协隆丝栈”和“金嘉记丝记”,交游广阔,生意汾汾,因而发家,成为富甲一方的南浔“八牛”之一。

有意思的是,金桐在上海发家后,并未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而是结束经营返回了老家南浔,其返家的理由今天听来简直匪夷所思:“因为上海又称‘上海滩’,在南浔方言中‘滩’与‘坍’同音,金桐认为上海是终究会坍掉的,非子孙久居之地,所以带着赚来的巨额资产回到了家乡南浔”。

也许正是这样,使得金家没有成为南浔首富。然而金家却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艺术家,这可能也是在上海见过世面的结果吧。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金家第三代的金城,我正是要写这位著名的画家,才前往南浔寻找金家故居。金城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画学研究会,虽然不同的史料上,有的说他是会长,有的说他是副会长,但无论怎样,他确是该会的真正执掌人,他用自己的办法培养出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画家,比如陈少梅、吴镜汀、马晋等等。陆剑在文中称:

受金城的耳濡目染,金氏兄妹子侄大多都能书擅画,或画或刻,个个都成了艺术家,群星璀璨,大家辈出。因此,著名书画鉴藏家庞元济称赞金家道:“独喜君家一门风雅,能书画者早已驰名海内。”

金家竟然出了如此多的艺术家,这真让人感慨,陆剑在文中还举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以名气论,当然是王世襄最具影响力,他的母亲就是金城的三妹。其实对于南浔,我最熟悉者当然是嘉业堂,嘉业堂乃是刘承幹为了协助其父刘锦藻编《皇清续文献通考》而设,但人们却少有留意到刘锦藻就是金桐的女婿。这些大户人家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联姻关系。翻阅这部专著,又让我从中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和信息。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君自故乡来》,朱炜著

此次的湖州之行,得到了刘正武先生的大力帮助,转天我要前往莫干山探访两处遗迹,刘先生特意介绍我认识了莫干山图书馆的朱炜先生。当我第二次来到这个奇特的燎原镇时,迎面走来的竟然是一位青春靓丽的美少年,这让我完全无法跟刘正武的介绍叠合在一起。因为在路上,刘先生向我介绍了朱炜在文献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朱炜的带领下,我在莫干山的寻访十分顺利,而与之离别时,他有此书之赠。在回来的车上,我翻阅这本专著,首先看到了德清县图书馆馆长慎志浩对朱炜诉介绍,由此得知这是朱炜的第四部专著。

在登莫干山之前,我无意间发现朱炜所开之车后胎缺气,于是刘先生返回德清去找修车处,朱炜带我步行走到莫干山入口处。一路上他向我讲解着与当地有关的名人故事,同时也提及他曾在杭州一些景点做讲解员,在某次讲解中,他结识了叶嘉莹先生,而叶先生对朱炜颇为欣赏,此后还寄书给他,以此可见,朱炜对历史文献研究之深。而慎志浩也在文中说到朱炜在杭州当讲解员,一方面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才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持生计继续学业,正是这份努力让慎馆长十分欣赏,所以后来他请朱炜到德清县图书馆,担任地方文献室主任。

本书的第二篇序言为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副馆长唐章林所写,唐馆长夸赞朱炜说:

朱炜以自己的方式热爱着自己的故乡德清,毕业以后,他便投入到民国以来的德清文人、文事的整理和研究中,以一己的情怀寻觅着、阐发着属于德清的,属于所有德清人的史迹、文脉和乡情,这既是他一个人的“小怀乡”,也是超载他一个人的“大怀乡”。

本书谈到了几十位与德清有关的现代名人,书后附有《民国德清人物小志》,这些都可见朱炜的学术研究方向。而本书所收第一篇文章谈的则是赵紫宸,首先介绍了赵紫宸的生平:

赵紫宸,英文名T.C.Chao,系美国梵德贝尔特大学文学硕士,历任东吴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曾为中华圣公会会长,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大会六位主席之一,拥有世界级宗教领袖的身份。

接着书中又讲到了赵紫宸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赵紫宸在燕京大学声誉极高,他的道德、人品和学问以及写的文章、诗词都堪称一流。他曾在燕大文学院开设过陶渊明、杜甫的诗歌鉴赏课,甚至还在英国牛津大学讲授过中国诗词,他所撰写的多首圣歌至今仍在海内外华人教会中广为传唱。当时流传有一种说法,“整修国文系不如半个赵紫宸”。

朱炜在此文中又讲到了赵紫宸晚年的状况,文中提到了蔡咏春夫妇去看望近二十年没有音讯的恩师赵紫宸的情形,同时转录了蔡咏春之妻在回忆录中的所言:

劫后重逢,本有说不完的话,但我们似乎彼此都有一种默契,绝口不提不愉快的事。包括后来的多次拜访在内,都只有一般的闲谈而已。加以赵先生严重失聪,他的听力本已开始减退,“文革”时又遭殴打,几乎完全丧失了听力,我们多半靠手写来同他交谈,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畅所欲言了。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感觉彼此的心曲均在不言之中。

读到这样的故事,令人有着说不出的感慨。而朱炜却能用他的冷静记录下这些往事。书中我感兴趣的另一篇则为《为我名山修志的周梦坡》,因为第一部中国人写的莫干山志是出自周梦坡之手,而我曾在南浔参观过他的旧居,但周梦坡与莫干山的关系,我却并不了解,通过读朱炜的这篇文章,让我又意外的了解到了周梦坡曾经有将书藏在莫干山的心愿:

据悉,甲寿岩之旁,周梦坡曾觅一“书藏”,计划将平生所著所刻所聚之书悉藏于此,预题为“息壤”。“既然有山,不可无竹;时或涉水,亦当有亭。”此前,他已筑应虚亭,亦是亭是后建的,亭柱上有戴高皋书周梦坡联:“辟未有摩崖,泐以文字;萃生平著作,秘之岩阿。”他最后一次来山,明知力不从心,但还是在甲寿岩题壁“世缘不可知,难持腰脚健”。他把自己的这些做法称为“雅切”。

这是何等浪漫的想法。而我看到了这一段文字,怦然有所心动。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2019年3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红玫瑰》文创记事簿

此记事簿乃是草鹭公司所制作,该公司的编辑何文静老师所赠,一函六册,每册封面均为一帧民国老杂志,每册的封二印有谢其章先生所写《〈红玫瑰〉三十六图写尽世间众生相》,谢先生在该文中首先介绍了《红玫瑰》的历史:

《红玫瑰》的前身是《红》杂志,《红》杂志创刊于1922年8月,结束于1924年7月,共出100期。《红》杂志甫停,《红玫瑰》接办,1924年7月2日创刊,赵苕狂主编,每周一期。

而后该文又抄录了改刊后的发刊词:

《红》杂志者一百期,略告一段落,今兹世界书局复有《红玫瑰》之刊行,《红玫瑰》之与《红》杂志,就历史言,就事实言,殆相衔接。顾必易《红》杂志之名而为《红玫瑰》,其间亦自有故,盖红之为色,在我国人心理中,隐然可以表示富丽,表示繁华,故为一般人所欢迎。然使红者而为花,则所谓富丽繁华之特色,乃益显著而可爱。花之类繁矣,花之红者亦甚多矣,求其色香浓艳,为雅俗所共赏者,又莫如玫瑰,故取此佳卉以名吾杂志。

接下来,谢先生介绍了该刊整体的出版情况:

《红玫瑰》出了8年,前三年是周刊,各出50期,第四、五、六年是旬刊,每年出36期,第七年仅出30期,遭遇上海“一·二八”事变,刊物即停,共出288期。

对于《红玫瑰》一刊的封面,谢先生在文中写道:“《红玫瑰》的大多数封面画也是‘仕女’、‘风景’一类,唯独到了第六集(即第六年),让人为之“弹睛落泪”,36幅图写尽世间众生相。”

读此可知,该刊第六卷总计有三十六幅图,并且谢先生认为第六卷的封面图与其他卷均不同,其内容描述的是众生相,但是本文创仅用了其中六幅,如何从三十六幅中选出六幅图,编者有怎样的倾向性,这正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也许是编者为了让读者能够了解到该36幅图的整体面貌,故其在每册的封三又各排五个封面,将这些加在一起,正好是《红玫瑰》一年36期的封面总汇。而编者对每一期封面的内容都起了个题目,可见编辑者在设计上之用心。

我很好奇于编者给每个封面是如何起名称的,比如第六卷第一期的封面,编者将其命名为《舞场乐,舞女哭》,此名称实为封面所撰打油诗的首句,其下几句为:“一夜之间拥抱了男子十七八,酸了腰,瘦了足,冒着晓寒归去,亭子间里吃泡粥。”而第十九期的题目为《秋风起后之粟子摊》,其封面所写诗为:“粟子摊头生意盛,路人围绕密层层。一时唱罢留声片,门前依旧冷清清。”此诗中并无题目上的那句话,可见题目是编者而起,余外的几册则为《独轮车上的嫂嫂》《沿途卖箫》等等。这些都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民生之艰,难怪谢其章说:“看这些图,让人为之‘弹睛落泪’”。而这种作品按照以往的文学归类方式,属于现实主义题材,这与《红玫瑰》之名颇为忤格。当年编刊之人为何在第三十六期搞出这样一组画面来,其用意何在,这只能请谢其章先生予以阐述了。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