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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苟且偷安的大宋如何成为寒门士大夫的乐园!-苟且偷安

作者:古风网
日期:2020-03-19 0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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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苟且偷安的大宋如何成为寒门士大夫的乐园!

编者按:本文由读史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28篇文章。 

无疑,大宋的国力是孱弱的,无论是面对辽、西夏,还是后起的金帝国,都只有挨打的份,那么为何会造成这种局面?简而言之,和赵匡胤的立国精神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大宋文化方面的事,了解一下为何宋朝能成为寒门士大夫的乐园,以及教育、宋词的有关情况。

一、宋帝国立国精神:苟且偷安

任何新兴的政权,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强大战斗力。只宋帝国不然,它一开始就高度疲惫。同样是中国人,在唐王朝黄金时代,生龙活虎使山河动摇。可是一进入宋王朝,却成了病夫,不堪一击。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然而他终于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部下的所谓忠心,并不可靠。要想根绝叛变,不能单纯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所以他定下原则: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性的,就无法作大规模行动。这可从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组织形态上,观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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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表只列出中枢三个机构,另外“尚书省”、“门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组织一样,仍然存在,不过都属于辅枢,地位并不重要。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单位首长,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像中书令,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这个荣誉,而不能去中书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去中书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书省的实际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右仆射),兼任中书省副首长(侍郎),然后再代理中书省首长(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省事)。同样,尚书省首长尚书令,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职权,而有他省的副职来代理。

这太复杂了,我们姑且用现代机构,作一比喻。犹如教育部长并不能过问教育部的事,而由商业部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此一兼任的副部长,再代理教育部部长,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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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情况,完全相同,各州不设正式州长(刺史·州牧),所有州长都是临时性的,称之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州长不过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员,有时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表示地方职务只是暂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

于是,宋政府所有机关和所有官员,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满意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而赵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军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即现代的国防部,它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更进一步,连战术单位的部队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军队的战斗力,遂被伤害。

宋帝国的武装部队分为两种,一种是称为“禁军”的国防军;一种是称为“厢军”的地方团队。

地方团队全是老弱残兵,分散各地,维持地方治安。国防军则是精锐,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却很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

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众,却一无所知。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

这样的好处是,统帅跟将领不熟习,将领跟士兵不熟习,绝对不会发生陈桥式兵变。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

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渊之盟那一年,天雄战区(河北大名)司令官王钦若(当时官衔“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战区司令官兼总指挥兼河北省省长”),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尿直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士气是如何形态。

因此可以说,宋帝国的立国精神就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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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寒门士大夫的乐园

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第世家消灭。在第九、第十世纪,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第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第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粮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

宋政府对封爵贵族,防范同样严格,亲王、驸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几乎全由寒门士大夫充当。社会结构的纵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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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学校,一是考试,一是推荐。学校,我们后面再谈到它。科举考试制度到了宋王朝,才开始真正的严肃。唐王朝那种浪漫性戏剧化的场外交易,渐被根绝。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比唐王朝更甚。当进士考试及格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像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

至于推荐,类似从前的九品中正,知识分子群中的互相赞扬,也可以使人获得官职。在达到高阶层之后,这种互相赞扬和向皇帝表达这种赞扬,就更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别容易结党,这是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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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样,融合为一。宋王朝遂成为寒门士大夫的理想乐园,对政府所赐给他们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职务,都能非常的胜任愉快。

但赵姓皇帝对士大夫仍不放心,为了加强他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以便一个被野心家操纵时,另一个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官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抨击。

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寒门士大夫,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争论。

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唐王朝以前,官员的弹劾或检举,如果被认为失当,可能被免职或被处死。宋王朝士大夫则没有这种危险,他们所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贬出首都开封,到地方政府担任州长(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长,或秘书长(通判)。

这与其说是一种谴责,勿宁说是一种奖赏,以鼓励士大夫更勇于喧哗取闹。因为这种谴责,丝毫不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还可以平空多一个“正直忠良”、“不畏强权”的美名。

儒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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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我们举出下列一事,作为说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宗实(即后来的宋英宗)作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赵允让。他们的关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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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年,宋仁宗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

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宋仁宗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

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付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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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宋英宗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借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1、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本就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2、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3、“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有勇于内斗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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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这是寒门士大夫努力推广的结果。犹如基督教牧师认为有义务把耶稣的福音传播给大众一样,寒门士大夫也认为有义务把儒家学派的思想传播给所有的民众。

在政府系统中,仍以国立大学(国子监)为最高学府,设于首都开封。国立京师大学校长,最初称“判国子监事”,后来才恢复古老的称谓“祭酒”。

国立京师大学包括两个学院,“国子学”和“太学”。国子学是贵族学院,七品官职(如县长)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太学则不同,八品以下低级官员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学。十一世纪七十年代,王安石当宰相时,把太学学生依他们的程度,分为三个学级,即“外舍”、“内舍”、“上舍”。外舍考试及格,升为内舍。再合格,升为上舍,上舍考试及格,即行毕业,由政府授予官职。

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学,县政府所在地有县学。各乡镇有民众自费设立的小型学校——私塾。

除国立大学外,社会上还有私立大学(书院)。国立大学仅首都一所,私立大学为数很多。规模的宏大,有时还超过国立大学,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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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因是私立的,所以毕业生不能像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有法定的地位。但它们却全由政府官员创设,几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书院成立最早,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其他四个书院也都成立于十世纪,只是到了十一世纪才开始显示出它们的影响。而白鹿洞书院,到了十二世纪时,学生将近一万人,竟成为儒家学派主流——道学(理学)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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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校教育配合的是图书,中国历代政府都设有藏书机构。宋政府的藏书机构是崇文院,即国立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包括四个单位,称为“四馆”,即“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院秘阁”。

昭文馆负责搜集和保管图书;集贤馆负责对藏书校正错误;史馆负责搜集史料和编写史书;崇文院秘阁负责保藏特别珍贵的书籍和名画。图书最多时达七万三千卷,约七亿三千万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当然很小,不过非法外流的数目很多,如管理人员私相授受,甚至偷窃而去,但对知识传播,却有贡献。

国立图书馆在宋政府另有一种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宰相)的候补人才储备所。“四馆”里的供职官员,在术语上称为“馆职”,全由具有儒书丰富知识的人选担任。一旦担任馆职,就等于确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为新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然而,国立图书馆最大的贡献,是它编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类书”。类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丛书,即把千百种图书所包括的相类似的事件,编纂在一起。读者如果需要某一类的资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种图书的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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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类书除了能够提供学者同类事件丰富的资料外,还为中国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原书多达1689种,其中88%,即1500种以上,都已失传。完全靠这部类书,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们的内容,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勋绩。

文化普及有赖于图书普及,图书普及有赖于进步的印刷术。古代图书,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纪,木刻版兴起,寺庙和尚最初用来雕刻佛经——宗教信仰始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十世纪时,士大夫才用来雕刻儒家学派的经典。到十一世纪,雕刻技术突飞猛进,业务蒸蒸日上,遂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手工艺行业,大小工厂林立。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图书,像上述的四部类书,就要送到这些地方雕版。除了政府刊行图书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间也大量刊行图书,书店业由是应运而生,图书由珍藏秘宝,逐渐变成普通商品。

——十一世纪四十年代时,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异,曾发明活字版。他在胶泥上刻字,用火烧铸,使它变硬,形状跟近代的铅字一样,排版的方式也相同,这是中国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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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宋词

中国文学在第八、第九两世纪唐王朝时代,以诗的创作,有辉煌的成绩。但中国诗有先天的缺点,即字数句数和韵脚,限制太严,又由于方块文字运用困难,所以无法发展出来像希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种海洋般的长篇史诗。绝大多数的诗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数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达更复杂的感情和作更复杂的叙述。

同时因为音乐的普及,于是,一种新的形式兴起,最初称之为“诗余”、“长短句”,这是最恰当的称呼,但中国古代习惯使用单音节,所以又改称为“词”。

词是诗的解放,无论字数句数和韵脚,大都比诗所要求的尺度为宽,而且比诗更适于歌唱。所以每首词都有一个固定的雅丽名称,以标出它的音乐性质。诗人只要选择词调之后,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笔,就立刻成为一首歌曲。词的歌唱法,很久以来,已经失传。不过我们认为,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不见得有很高的音乐价值。

——词律最讲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声与清浊,苏轼作词往往不合这种规定,有时还不注意断句,曾被指摘为“把人的嗓子拗断”。所以我们判断,在如此单调简陋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有复杂的高级音乐产生。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词”的后裔“昆曲”,实在并不悦耳,使我们更肯定这种判断。

第八世纪唐王朝时,词便出现于文坛之上,但它却在进入第十世纪宋王朝之后,才生气蓬勃,压倒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造成词的时代。宋王朝以词闻名的有800余人,有专业出版的有200余人。

我们举出其中最伟大的五人:李煜、苏轼、柳永、辛弃疾、史达祖,作为词时代的代表。李煜属于十世纪;苏轼、柳永属于十一世纪;辛弃疾属于十二世纪;史达祖属于十三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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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恐怕是中国唯一的帝王词人,他是小分裂时代南唐帝国最后一任皇帝。一生截然地分为两段,前半生是无忧无虑的宫廷生涯,后半生家破国亡,成为宋帝国俘虏。两种绝对相反的生活,使他写出动人心弦的好词。当他还是皇帝时,跟妻子周娥皇(大周后)感情最笃,为她写下很多艳词。我们举《一斛珠》一词为例:

晚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沉,檀香木,用以焚香。丁香颗,形容舌尖。樱桃,形容红唇。裛,缠绕拂拭。醪:美酒。无那,无限之意。檀郎,爱人、丈夫。)

后来他瞒着妻子,跟她的妹妹(小周后)偷情,又为她写下很多幽会的词,如《菩萨蛮》: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划袜,脱掉鞋子,以袜着地,避免发出声音。)

被俘之后,送到开封,小周后被宋皇帝赵光义霸占,向他哭泣求救,李煜毫无办法,自有无限悲怆。978年的7月7日,正是他的生日,他和他的家人歌唱他的新词《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对故国的怀念触怒了赵光义,下令把他毒死。李煜死的很惨,他中的是牵机毒,痛苦时头部跟足部佝偻相接。

李煜当皇帝是失败了,但当一个词人却很成功。他用白描手法写词,表面上平铺直叙,内部却包括真挚的感情,是一种最艰难的功力,使他成为词坛之仙,没有一个词人在同一道路上能达到他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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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明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十项全能选手。对各种形式的作品,如“赋”、“诗”、“词”、“文章”、“骈体”、“绘画”、“书法”,几无一不精。他把词的范围扩大,从狭小的儿女之情的天地,扩大到广漠的大千世界。举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赤壁,三世纪时,曹操大军被周瑜在此击败,奠定三国时代的基础。周郎,指周瑜。公瑾,周瑜别号。小乔,周瑜的妻子,美女之一。羽扇纶巾,不穿戎装,只手执羽扇,头戴纶巾帽,指挥大军,《三国演义》中被用来描绘诸葛亮了。酹,用酒洒地祭典。)

豪放雄浑,使知道这段史迹的读者,在读这首词后,感觉到风雨扑面。但苏轼的婉约悲凉也同样成功,如《江城子》一词,写他夜间梦见亡妻,诚是一字一恸: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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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一个颓废诗人,他最初在一首词里有两句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当他参加进士考试时,宋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受益把他的姓名抹去说:“去浅斟低唱吧,要浮名干什么?”柳永遂幽默的自称“奉旨作词”。他的词全部是爱情和离愁,表露出当时社会上纸醉金迷的一面。传播之广,凡有井水的地方,都有他的词。词在他的开拓下,句数增加,成为长调。他的创作技巧使他写出难写的感情和难写的事和景,而仍保持直率的自然原始之美。像《雨霖铃》描述离情,回肠百折: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都门,郡城城门。)

另一首《望海潮》,赞美杭州: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三吴,指苏州、绍兴、湖州,即最富庶的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地区。羌管,笛。菱歌,江南妇女每逢采菱,在舟中边采边唱。高牙,古时军营前大旗称牙旗。)

在柳永的创作中,这并不是一首好词。可是百年之后,到了十二世纪六十年代,金帝国皇帝完颜亮读它,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对南中国的富丽,怦然心动,引起他大举南征的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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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十二世纪宋政府南迁后的伟大词人,他原籍历城(山东济南),生下来时,山东已沦陷给金帝国。在女真民族统治之下,他和一批爱国青年,起兵反抗,推举耿京为主。耿京派他到来政府当时首都临安(浙江杭州)联络,可是等他从临安回来,叛徒张安国已把耿京杀掉降敌。辛弃疾和他的同志向戒备森严的金军大营突击,把张安国擒出砍头,然后率众南下。

从这一段英雄行径,可了解他的英雄性格。但他强烈的爱国心,却限于客观的苟且偷安的环境,眼看一半国土永远丧失,而无可奈何。于是他的词像钱塘江的大潮,气吞山岳,但带着呜咽苍凉。我们举他《永遇乐》一词,这首词写他在京口(江苏镇江)北固亭怀古的心情。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孙仲谋,孙权的别号,三世纪东吴帝国开国皇帝。寄奴,刘裕的乳名,五世纪刘宋帝国开国皇帝。元嘉,刘宋帝国第三任皇帝刘义隆的年号。狼居胥,即肯特山,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大将霍去病追击匈奴,到狼居胥山,不见敌踪。封,堆土祭神。仓皇北顾,刘义隆未作准备即行北伐,凡三次均大败,刘义隆隔着长江,北望北魏军营,面无人色。四十三年,辛弃疾作此词时,距南下投奔祖国已43年。佛狸,北魏帝国第三任皇帝拓拔焘的乳名,刘义隆北伐的对手。廉颇,纪元前三世纪赵王国名将。)

辛弃疾作词,最喜欢使用典故,被人认为“掉书袋”,但典故在手中并不阻碍感情奔放。

辛弃疾的词不仅豪放,而且悲壮沉郁。苏轼的词如日出时万马奔腾,长啸道游。辛弃疾的词则如日落时两军生死鏖战,纵是不悦耳的嘶喊,也出自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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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达祖,身跨十二、十三两个世纪的伟大词人。宋词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到他而作出总结。十三世纪初,宰相韩侘胄北伐时,史达祖是幕僚之一。韩侘胄开罪了儒家学派的主流道学家,等到韩侘胄失败,道学人士用毒恶的手段,大肆报复,史达祖被处黥刑——在脸上刺字后,贬窜,死在蛮荒。他虽然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者,但他并没有政治欲望。黥刑和道学对他的伤害,只更增高他的声誉。他描写春天燕子的《双双燕》: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暗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春社,立春后农村祈求丰收的祭神礼。)

如果把史达祖的词跟前面各家的词,作一个比较,可看出时间的元素,使它们大不相同。词到史达祖,已完全成熟。他集结前人的精华。一字一句,一音一调,都有仔细的斟酌,跟中国画坛上的工笔画一样的无懈可击。但也像工笔画一样,不为后人留下余地,就再也发展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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